其实，起初选择这本书，也不过是一时兴起，还记得在那节社会学课上，赵老师向我们放出了书中提及的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人名表，表中人物繁多，却能让人一眼注意到其中一些人的自杀原因“儿媳妇没给留饭”“儿媳妇不给吃荷包蛋”“儿子打游戏机”“父亲指责他不挑水”还有等等。看着看着，很多同学笑出声来，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的确，在我们看来，这些人自杀的原因是何其的荒唐，我们本以为能够导致自杀的应当是天大的事，是一段悲惨的遭遇，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自杀原因却恰恰是这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怀着对这些看似荒唐的自杀原因的好奇，我翻开了这本名为《浮生取义》的书。
根据作者的实际调研和以往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自杀现象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自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中国的自杀者很多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自杀和抑郁症是同一个原因（委屈）的两个结果，二者本身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中。在书的开篇中，作者吴飞便用好朋与坠露自杀的案例来使我们可以理解“冤枉”与“委屈”的区别。书中将“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私人琐碎的“委屈”似乎既不足以让公安人员插手，也不会大到让医生来诊断的程度，甚至自杀者的亲人也不愿意这些外人来管自己的家事，但这外人管不着的烦恼却在吞噬着很多人的性命，它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每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这样，在作者看来，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
既然中国的自杀问题涉及的往往是正义问题，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分析人们所追求的正义的根据来自哪里，由此，我们进一步追溯到中华文化中生命的基本概念。“过日子”和“人格”体现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过日子”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但是一个人要想过好日子又是很难的，它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政治状态”我们不仅要与外在的命运斗争，还要处理好诸多微妙的人际关系。“人格”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地位的观念，而是对人价值的一种肯定，一般情况下，成年、有自己的家庭、收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才能被当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人格”与“过日子”一样，二者都是个人的努力与命运之间的博弈，最大的区别在于，“做人”更多强调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很难把日子过好，但人格必须立足于个体。
无论是“过日子”还是“做人”，家庭在其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过日子”必须以家庭为背景展开，而“人格”也必须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但是家庭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场所，它是情感与政治的一种混合，二者都以亲密关系为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又遵循着不同的规律，因此家庭中的“委屈”也就诞生了。家庭政治就如同一场权力游戏，委屈是这场游戏中的挫败，而自杀就可以看做对这种委屈的一种报复或矫正手段。自杀者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以期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权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能说因为家庭琐事自杀的人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人们依然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把家庭中的权力游戏当成了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赢得胜利，把权力游戏中的胜利看得比过日子本身还重要。
作者在田野中也遇到过几个精神病患者自杀的案例，但人们往往却评价他们的行为不算自杀，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眼中不能算作一个正常人。对于他们认为属于自杀者的人们，当地农民用“赌气”“丢人”“想不开”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那些自杀者过分的珍视自己的人格，当感到自己的人格价值感受到羞辱，便选择了自杀。而“想不开”更是从正面体现出了中国人做人和过日子的智慧，它点明了，只有懂得理性的处理家庭冲突，按照礼仪整合家庭关系，使全家人不仅公正，而且和睦、喜乐、充满干劲地维护和发展共同的家庭，才能最终成就自己的人格价值。
在往后书中第二、三部分的内容中，作者分别从“过日子”与“人格”的角度考察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
第二部分解释了家庭中最基本的三种人伦，爱、慈、孝，不仅仅是亲密关系，也是政治关系，当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也可能导致自杀的惨剧。家庭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亲密关系需要政治过程来维护，这样便形成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游戏，而亲密关系也成为这场游戏中的道德资本。但家庭政治中的正义毕竟与公共场合中的正义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一定等于幸福生活，当人人都以战胜对方为目的时，那么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必须从亲情出发，通过礼来维护这种正义，从而形成更和谐的亲密关系。命运首先是在家庭中展开的，主动选择自杀的人或许不是真的愿意死，他们用这种方式反抗委屈，原本想要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但这却恰恰给人带来了最大的不幸。
书中第三部分讨论了家庭中的正义观念其实是意味着让每个人实现其人格价值。“以家成人”“以气成人”“以面成人”“以理成人”是对人格的四种理解，往后作者依据案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基督教文化认为自杀者违背了神法，但中国文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里自杀往往是含有积极意义的，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边缘人的自杀不被认为属于典型自杀，因为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人格，不能过正常的日子，因而没有自杀的资格。赌气是孟陬人理解自杀心理动机的最常用概念，它是一种对委屈的反抗，但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不经思考的方式。它进一步破坏了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并不能充分实现人格价值。面子是构成人格价值的外在标准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子总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道德资本相关，影响着权力游戏的结果。因面子问题而自杀，也是为了保护人格价值，但与赌气自杀者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而不是一种冲动的行为。要塑造面子，家庭政治仍然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真正想得开的人，才可以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基于书中前面的讨论，作者这样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问题。
在第四部分中，作者通过家庭中自杀的公共意义，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杀，来思考国家政治中的正义问题，最后以现代公共政治和思想中对自杀问题的思考与干预结束本书。家与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婚姻等其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内的权力游戏也可能转变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政治，这是家庭政治向公共政治过渡的第一步。这时国家就需要进行外部的维护，平息家庭之间的纠纷。做人和过日子的道理，最终都要归结于国家，它不应仅仅满足于这些外部的消极保护，还必须积极地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而国家中的法义与家庭中的礼义又有着很大区别，所以它可以通过征伐与刑法，消除危害社会的个体，保障大多数人更好的过日子和实现人格价值。可见，要想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理解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意义，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那么国家应当如何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前提下，积极地帮助人们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呢？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自杀研究和自杀干预的机构与项目，回龙观与“农家女”两家机构推动了中国社会认识自杀问题的严峻态势，并尝试干预自杀的可行之路。在回龙观的诸多干预项目中，张晓丽大夫主持的“亲友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它创造性地将心理治疗融入了帮助自杀未遂者自我成长、完善人格，帮助自杀者亲友重建家庭温暖的目的当中。“农家女”的活动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调节家庭关系，带领村民致富，活跃文艺生活。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符合传统中国礼宜乐和的教化之道。最后作者考察了毛泽东和鲁迅对自杀问题的讨论。他们的讨论都指向自杀的核心问题：人格价值。毛泽东在讨论赵五贞的自杀时，人格价值更多的体现为社会价值。而鲁迅却更多从个体的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两位思想巨人的思考是相辅相成的。
在最后，作者将母亲所写下的姥姥的一生附在附录中，告诉我们好日子的一种可能，使读者从正面窥见了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
在书中的1.2节中，作者收录了一些他在田野调查中的自杀数据，在这些自杀者中，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化作了年龄与性别组成的代号，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还有历尽沧桑的长者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血淋淋的数字怎能不让人心疼？而大部分发生自杀的场所，却恰恰是那个本应充满温馨与爱意的家庭。
家庭政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十分重要，但却并非是家庭生活的全部，它的最终目的是让一家人的日子过的更好，而不是真的分出谁输谁赢。在家庭政治中频频获胜的人，却不一定能使日子过的更好。或许自杀背后的精神的确可以体现出一种反抗精神，但是以生命为筹码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进行博弈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个人的自杀往往不只是影响自己，更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命运。书中说陆离的自杀不仅是他自己的不幸，更是他父母的不幸，甚至一直影响到了几时年后。然而，千千万万自杀者的家庭又何尝没有面临相同的处境？一个人的死亡，带来了整个家庭的不幸。如果连生命都已经逝去，那么所谓在家庭政治中所获得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
命运是在一天一天的转换中慢慢展开，生命的意义也在这逐渐地展开中渐渐显露出来。或许现在你所认为的自己无法跨越的鸿沟，回过头来看看，实际只是一条小小的水渠。就像是木兰一家的故事，虽然也有过一些不和谐，遇到过一些艰难的情况，但一家人都在认真过日子，等年纪大了些，回过头来才发现，这一生似乎过也还不错。所以，有时我们也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得失，将目光放的长远一些吧，谁又知道未来的生活是哪般模样呢？
浮生取义，在短暂的人生里，人们不断追求着一个“义”，自杀是追求它的消极方式，而我们所要探寻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深入的理解自杀，不是去为了追寻死，而是为了更好的生，为了更好的过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日子，为了做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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