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在《论自由》里如此表达：“人的所有行为，只要是不涉及他人的部分，就无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在权利上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在“涉己领域”内，个人自由是绝对的，他人乃至社会绝对不能干预。只要不伤害他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幸福都不是僭越个人自由底线的正当理由。这种绝对性在于自我主权的绝对，唯有自我才是自己的主宰者，才能操控自己的身体与思想。这种自我判断的独立性，往往与功利主义评价发生冲突。密尔认为，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应受制于社会的功利考量，但同时又承认社会利益的重要性。自由原则下，每个独立意志个体都是他自己的最佳判断者，他们自己作出的选择都是最适合自己。因此，在不伤害他人利益情况下，无人可以干预或代替他作出抉择；但功利原则下，人们不再都是最佳判断者。评价的标准将不再依据独立个体自身，而需要考虑其经验、能力、心性等各种因素。而评价这些因素将依赖于融入了共同体价值观的外在评价体系。于是，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将会各持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值得欲求的幸福。前者往往以个人利益、个人发展为考究，后者将从公共幸福、社会情感来考虑。
自由原则主张价值多元性。自由多元性的意义在于允许每个人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给予任何个性公平的发展机会。充分发展的人具有不断突破自我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条件。这就是个性自由的多元价值。在功利主义里，幸福的内涵广泛而复杂，每个人追求的幸福几乎不一样。然而“功利主义完全认同，某些类别的快乐比其他类别的快乐更具有值得追求的价值。”密尔不屑于人们沉迷单纯肉体上的感官满足，而期待人们能追求深层次的精神快乐。精神的快乐比感官的快乐更高等；一个追求美德的人就比品性不端的人获得更大的幸福；将公共利益视同个人利益一般重要的人将比只为个人私利着想的人将生活得更美好。同时，体验过高级快乐的人将不再留恋低级快乐的满足。自由原则教导给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功利原则期望我们以相关者的幸福为真正的幸福，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全社会的公共幸福。当一个人刚好顺着密尔的期望，将公共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确实调和一致。但如果一个人仅考虑个人利益去行为，且这些自利性行为并不必然伤害到他人或社会时，自由与功利就毫无关联，甚至产生严重的矛盾。
在《论自由》的最后一章，密尔讨论了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权限问题。他指出基于“不侵犯个人自由”的前提，政府不应轻易干涉人民生活的三个理由：其一，所要办的事务个人足以胜任，因此政府不必插手。这类事务一般倾向于经济活动；其二，就算所要办的事务政府比个人更能胜任，但是仍然适宜交给个人来处理。因为这样可以“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兴趣，可以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学习并熟悉对应事务的知识与经验。”公众参与是培养自由公民必要的政治教育，教会他们抽离自私的圈子而领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其三，反对政府职权扩大的最重要理由，是惟恐政府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吸引了全国最优秀、最有理想的天才，而民间社会反而失去活力，完全无法与政府抗衡。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评价政府的好坏以人民素质的高低为标准。好的政府形式必须具备两种主要的功能：1、教育人民、增进人民的智识与美德；2、组织贤能之士管理好公共事务。在这里，密尔设计的政治制度更符合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背道而驰。最好的政府不再是放任个人发展的有限政府，而是一个能改善人心、造就德性公民的积极政府。自由原则下的有限政府总提防政府吸引太多贤能之士，以致人民大众弱化而失去与政府保持均衡。它鼓励人们多参与政治生活、实现自治，从而培养自己的能力。功利原则下，密尔却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将全国的贤能之士都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最大效用地处理好公共事务。
分享